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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俄国外，欧美各国也纷纷向李鸿章发出邀请。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回忆录中说，俄国当时很担心李鸿章先访西欧再到俄国，那样李鸿章可能会“深受欧洲各政治家种种诡计之影响”。因此，沙皇专程派遣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得港迎候李鸿章。李鸿章在向总理衙门报告行程的电报中也说，已经与俄国约定，“免由法德行，至多周折”。 李鸿章访俄，是一台“加冕典礼搭台、中俄盟约压轴”的大戏。在俄期间，李鸿章多次受到沙皇接见，有时甚至完全是极度机密的会谈。俄方强调对中国并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李鸿章与沙皇秘密会见(1896年5月7日)后，报告北京说：“(沙皇)谓我国(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 中国方面主张联俄的，不少还是李鸿章的政敌。李鸿章的首要政敌翁同龢就曾在日记中说“联俄结俄之事，同龢已视为必然”。在李鸿章离京前，翁同龢居然专程拜访，密谈联俄大事。而李鸿章从俄国所发回的所有密电，也均由翁同龢与张荫桓亲自译码，连军机章京都不能经手。 对于联俄的必要性，张之洞认为，五大国中，英国为商业利益大挖中国墙脚，法国依仗教会诱拐中国百姓，德国无任何殖民地与中国接壤，美国从不肯卷入他国的纷争，因此只有俄国能“立约结援”。而且自康熙皇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已经是有着两百年交往的“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构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就是说，为了与俄结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俄国开出的价码，仅“借地修路”一项，当然令清廷喜出望外。仅经过几次电文往来，中俄密约就迅速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吊诡的是，尽管李鸿章此时正夹着尾巴做人，对北京的指令言听计从，日后这笔“卖国”的账却依然只记到他一个人头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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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江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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