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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赶到东京与孙中山会和，两大革命领袖重逢之时，相对无语，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之后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二位领袖产生严重分歧并爆发激烈的争吵。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原因是党内组织涣散，党人不听指挥，缺乏严格的纪律，以至错失良机。因此，孙中山认为，这次革命完全是败于自己而不是袁世凯。 对此，黄兴不以为然。他认为，“二次革命”是一场迫不得已的革命，完全是袁世凯一手造成的，但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敌人过分强大所致。由此，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立刻发动第三次革命的主张，而是提出要积蓄力量，以图再举，立刻发动举义只能让革命力量白白牺牲。 孙、黄二巨头的争执同时也让革命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据程潜所记，有一回陈其美与李烈钧谈到军事失利问题时，陈突然将失败的责任全归结到黄兴身上，说党人没有听从孙中山的意见，未能及早发难，才导致失败如此之速。李烈钧听后反驳说，自从国民党改组以后，事权不一，本次革命的失败，黄兴岂能独负其责？况且，辛亥之后，同盟会有些老同志利欲熏心，都想做都督，一时闹出无数的野鸡都督，趾高气扬，自由行动，不受党的约束，这难道也要黄兴来负责吗？陈其美听到“野鸡都督”这话后，当时就气得满脸通红，怒发冲冠，两人不辩而散。 对黄兴的消极态度，孙中山很不满意，他随后便在东京单独着手改组政党的工作。孙中山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惨痛失败，原因还在于党内“革命成功、革命党消”的思潮，加上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后，成分复杂，组织混乱，党内纪律全无，全党上下，一盘散沙，“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识者论吾党失败，无不归于涣散，诚为确当”；因此，要想打败袁世凯并推翻北洋政权，就必须将这个形同虚设的国民党痛加改造。孙中山所谓的“毁党造党”，即将原国民党重新改造成一个新党，这就是1914年7月8日在日本成立的中华革命党。 就事实论，中华革命党还是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至于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时期合并而来的那些政治力量，当时已是名存实亡，这次干脆就剥离出去。另外，孙中山在建党时提出，革命程序应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这一渐进理论，这也为后来国民党的施政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华革命党创建过程中，最为人诟病的是孙中山所提倡的准极权体制，那就是党内要无条件拥护党魁（就是孙中山自己了），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党魁直接指派；党员分成三个级别，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凡党员有背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而“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 另外，所有入党党员必须立下誓约，并加盖指模（即按手印），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立誓如下：“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同生死”。誓约的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有贰心，甘受极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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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江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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