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推出《论制度反腐》新著。作为最早提出并持续开展制度反腐研究的学者，李永忠有着30多年纪检监察实务工作经验，“20多年前在中央纪委研究室工作期间，开始了对制度反腐课题的研究，本书是这些年持续研究的成果积累。”

　　观海解局注意到，《论制度反腐》围绕“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制度反腐，提供了一些可供讨论、参考、试用的办法和思路，具有前瞻性和实践性。作为党员干部参考读本的《论制度反腐》一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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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以来163名高官落马 权力过分集中是“总病根”

　　观海解局注意到，浙江省委党校教授董瑛曾这样形容李永忠，“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研究虽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乃至现在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但是在以前的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反腐败研究即使在政策和法律给定的空间内并不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而，不喜欢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永忠同志，有时显得有点‘另类’。”

　　李永忠出身军人家庭，17岁入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即在军队从事纪检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他转业到地方纪委工作，从县纪委到中央纪委，纪检生涯近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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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董瑛透露，2013年，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在多人面前当面夸李永忠至今仍保持着军人的锐气和斗志。

　　在接受观海解局采访时，李永忠表示，“20多年前在中央纪委研究室工作期间，开始了对制度反腐课题的研究，本书是这些年持续研究的成果积累，也是多年来我系统论述制度反腐的第一本著作。”

　　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硬骨头”。观海解局注意到，李永忠在书中直面这两大敏感话题，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和阐述。

　　书中谈到，“十八大”以来三年多落马的163名高官中，地方副省部级以上110人；军队副军级以上53名（其中3名上将、6名中将、39名少将，还有5名大校）。163人中：包括副国级以上5人，本届中央委员8人，候补委员12人，中央纪委委员2人。

　　三年来，中央管理干部被立案189人，移送司法机关80人，占比42.3%，接近一半。三年来，本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落马22人，占“两委”委员总数5.5%，年均1.8%，而且几乎都要进监狱，面临重刑。

　　十七届政治局委员25人加书记处5人，减去既是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成员3人，实为27人，已有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令计划5人落马，占上届中央领导成员总数的18.5%。除徐才厚已死，其余均为无期徒刑。

　　为什么越是位高权重，越容易犯错误，越容易落马，越容易受重处分？李永忠认为，邓小平在1980年“8·18”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找到了“权力过分集中”这一“总病根”。

　　泰安原书记自称“没人能监督”监督对某些人是“牛栏关猫”

　　观海解局注意到，李永忠在书中用多名贪腐官员落马的案例，来论述制度反腐须构建科学的权力结构。

　　原山东巨野县委书记刘贞坚，在任期间，开卖官“夫妻店”，在44笔受贿当中，有41笔是为下属谋取职务调整，共受贿700万余元，涉及到该县县级干部7人、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10人——全县18个乡镇中只有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未向刘贞坚行贿。

　　书中称，在刘贞坚大肆受贿期间，我们看不到该县负责反贪的纪委和反贪局的影子。这是为什么？该县的纪委、反贪局去哪里了呢？

　　答案就是“一把手体制”下“同体监督”所带来的恶果。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方方面面的一把手比例不低。这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监督缺位、监督乏力，少数一把手习惯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

　　李永忠在书中谈到，省委书记是一把手，比省委书记小的也有“一把手”，比如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乃至乡镇党委书记。现行党委领导体制，就权力构架而言，是“一把手体制”。

　　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就这样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监督的了。他说得如此大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实际情况。

　　还有，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曾经打过一个比喻，能够随意离开工作岗位去纵情声色，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他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

　　“非常形象啊！关牛的地方，栏杆空隙那么大，一只猫在里面，怎么能不‘进出自由’？胡长清肆无忌惮地受贿索贿，养情妇，嫖娼妓，他就是一只‘灵巧的猫’。”李永忠在书中说。

　　国企总经理耗资2000万建“厦宫”“一把手”监管存真空地带

　　李永忠表示，权力失衡导致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掌控最高权力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第一把手。以前媒体报道程维高事件时，就出现了这样的文字——“谁来监督省委书记”“这是一个很大的真空地带”。

　　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党组织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出现了“党小组不会管，党支部不愿管，机关党委不敢管”的状况。于是，一些缺乏管理走上犯错误道路的领导干部，哀叹道：生（提拔）有人（组织部）管，死（处分）有人（纪委）管，中间（如何保证权力谨慎安全运作）无人管。

　　沈阳市委原常委、常委副市长马向东竟然在任上17次去澳门豪赌，党的组织对他的约束管理如同“一张白纸”，无人问，无人管，无人反应，为人监督。沈阳慕马案中，一共被查处了17个“一把手”。

　　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的生活作风，败坏得令人咋舌。河北“第一秘”李真边腐败边升官，直升飞机都嫌慢。河南的三任交通厅长，边修路边捞钱，“前仆后继”搞腐败。

　　尤为突出的是，原沈阳客运集团总经理、20世纪80年代扬名全国的“十大青年改革家”夏任凡，建了一座私人庄园。庄园占地2078亩，耗资2000多万，修建历时三年，至案发时，仅完成“设计草图”的一部分。但就是这“一部分”，也以其辉煌闻名全国，被称为南有“红楼”，北有“夏宫”。这座“厦宫”就是腐败分子藐视监督的一个重要信号。

　　客运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直言：“有些问题不可能一点没有迹象，但我们当时只是想，反正不是我们的事，谁违纪犯法谁自己去担。而且，咱想管人家也管不了呀！”

　　由此可见，对“一把手”管理失控的现象，并非个别。

　　党内权力合理配置改革不断深化制度反腐成为新常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党内权力科学分解合理配置的改革和探索也在不断深化。

　　“制度反腐将是新常态。”李永忠说，制度的功能在于控制引导某一事物和人的行为按照一定轨道行使。中央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后，各地涌现出不少制度反腐新经验，有力推动了制度反腐的深入。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路径是制度治党，目标是重构政治生态，努力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科学权力结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但是，也必须看到，不少制约党内民主发展，影响党内监督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触及。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还有待进一步科学分解，合理配置，各地还必须加快这方面的探索和改革。

　　李永忠在书中谈到，自地方各级纪委重建以来，在查处的众多腐败案件中，基本上没有同级纪委检举揭发同级党委主要领导和党委班子违纪违法行为的案例。对胡建学、许运鸿的违纪违法甚至犯罪，泰安市纪委和宁波市纪委，只能看在眼里，闷在心里。

　　“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目标明确靠党内民主解决权力失衡

　　对于经常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

　　2014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习总书记明确了“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反腐或政改目标；2015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习总书记作出了“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的战略规划。

　　李永忠认为，制度反腐开始发轫。

　　李永忠在书中说，我党历来注重党内民主建设，党的“十六大”报告特别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必须“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的重要论断。制度建党，制度反腐，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党的肌体，发展党的生命。

　　而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思考并认识到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重要性的是邓小平同志，最早想到需要着手改革“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以解决党内权力失衡的，也是邓小平同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党曾不止一次地试图科学分解党内权力。

　　实践证明，没有以制度为载体的民主，常流于形式；缺乏以制度为保障的监督，易走过场。《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将对我们的制度建党、制度反腐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李永忠在书中写到，随着权力结构的改革和完善，将有利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将有利于保证看得见的管得着，顶得住的站得住，干得好的上得去；将有利于使权力成为一种负担而防止其成为乐趣，这就是面对新时期，我们在开展反腐败斗争中有可能做得更好的关键所在和基础所在。